2015年 期刊美文

小观念里的大见识

   导读:马基雅维里

    在他落魄的晚年，曾给好友圭恰迪尼写过一封著名的信，记述自己伏首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情形。白天他“四处游荡，捉画眉，拾柴火，跟当地粗人一起打牌，玩十五子棋”。傍晚回家后，他“脱掉脏兮兮的衣服和靴子，穿上宫廷的华服，与宫廷中

           马基雅维里在他落魄的晚年，曾给好友圭恰迪尼写过一封著名的信，记述自己伏首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情形。白天他“四处游荡，捉画眉，拾柴火，跟当地粗人一起打牌，玩十五子棋”。傍晚回家后，他“脱掉脏兮兮的衣服和靴子，穿上宫廷的华服，与宫廷中的古人一起用餐，……毫无羞涩地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他们的行为动机，他们也友善地回答我。这时我几个时辰都不觉得无聊”。据普林斯顿大学史学教授、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年轻同事阿德尔曼说，毕生喜爱阅读马基雅维里的赫希曼，在写作《欲望与利益》的过程中也像马氏一样，将自己沉浸在与古人对话之中。那时的赫希曼，在卡片上记满了古人的名字和箴言：“与古代哲人一起追思旧邦，……连他的衣着，都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代的服装。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大厅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既博学又衣冠楚楚的赫希曼。” 　　马基雅维里缅怀旧事，是为了让他的同胞重建罗马人的荣誉意识，赫希曼回到古人中间，则是要唤醒今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记忆，恢复他们对其诞生的“奇迹感”。因为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的道德焦虑推动着对人性的反思，但人们通常都低估了它内生于传统话语的程度。那是一个在既有的人性论内部发生缓慢变化的神奇过程。 　　其实，赫希曼本人的一生就是个很传奇的故事。二零一二年底他去世后，《纽约客》专栏作家格莱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曾著长文《怀疑的才能》，讲述了他不同寻常的经历。一九一五年赫希曼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富商之家，一九三三年入索邦巴黎大学，然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后是在意大利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样的教育背景足以使一个人有开阔的知识视野。而在学业之外，他的经历更加不同寻常。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投身于共和派反抗佛朗哥的战斗，“二战”初期在法国马赛大力营救过数千名犹太人，其中包括画家杜尚、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加入美军成了一名文官，在意大利参与过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战后他先是供职于美联储，参与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然后在哥伦比亚为世界银行工作多年。当赫希曼真正转向学术生涯时，已过不惑之年，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几所精英大学。他留下的著述并不很多，却常有独特的创见，以致有人认为，他没有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他的遗憾，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错误。 　　确实，赫希曼通常被人视为一个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退出、呼吁和忠诚》，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但赫希曼同时也是一个喜欢跨学科思考的人，现代森严的学科壁垒可以成为“专家”躲开质疑的避风港，但在赫希曼看来，却是使人眼界狭窄的知识牢笼。所以我们看到，写出《经济发展战略》的赫希曼，同时也是《欲望与利益》的作者，前者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著作，后者则是对十七和十八世纪观念史甚至是修辞史的精深研究。它的主题虽然涉及经济行为的动机，亦有对斯密和重农学派的讨论，叙事方式却完全回到了古典语境之中，调动的许多知识资源通常不会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例如培根、维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和米拉等等。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赫希曼与哈耶克的相似之处。第一，他们两人都是不好归属于任何学科的思想家;其次，与哈耶克的无知理论相似，赫希曼认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给人类的认知能力设定了根本性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利因素，反而为人类以纠错方式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所谓发现无知要比已知更令人着迷，改进的动力也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思想在赫希曼写于一九六七年的名篇《隐蔽之手原理》中有最集中的体现。或许经历过太多人世间的不测，他对那些以理性假设作为前提的理论推演一向不以为然，更看重计划的失败为创新提供的机会：“创新的出现总是令我们惊奇，在它出现之前我们不可能想到它，甚至难以相信它是真的。换言之，我们不会有意识地从事这样的任务，它所要求的创新我们事先就知道将会发生。我们能让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唯一方式，就是对任务性质的错误判断。”无知确实能酿成恶果，但那多是因为政治领袖们的虚妄。他们宣称拥有自己并不具备的整全知识并强力加以贯彻，结果是扼杀了个人根据变化做出调整的机会。 
　　尽管赫希曼本人宣称，《欲望与利益》一书与他过去的经济学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我们从这本著作中仍可以看到以上思想方法的运用。他认为，新的观念并不是从外部对抗旧体制中产生的，而是内生性危机因素的意外作用。新思想的产生类似于一个应激性的进化过程，而应激源只能从它的机体内部去寻找。为描述这个过程的发生，就需要考察和辨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观念与主张，找出其源头与变异的来龙去脉。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思想史，往往会发现一种新观念的产生并不是来自周密的论证，而是一些存在于原有话语体系中的“小观念”和“局部知识”，它们在意识形态中看似不占核心位置，更不能提供认识社会的整全知识，但是在某种社会变迁—本书中的例子是商业活动的增加—的刺激下，却具有动摇既有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能够引起社会风尚的深刻变革。此外，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思想者，与今天的理论家们最大的不同，大概是他们喜欢讨论的不是“主义”，而是“人性”。翻一翻洛克、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著作，我们便会发现，他们很少讨论以“主义”冠名的各种思想，也不会把带有“ism”后缀的词作为核心概念。毕竟那时的西欧尚未进入“意识形态”时代，其世界观仍是以自古典时代便已形成的各种人性论及其相关概念作为基础。当然，这也是赫希曼能够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那个时代商业伦理的前提。 
　　像“欲望”和“利益”这类概念，便是能够引出大见识的小观念。 《欲望与利益》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辩论”，由此可知它是一本有关资本主义早期观念史的著作。为了寻找这些小观念的影响，赫希曼必须冒险步入那个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大厦，重建观念序列而忽略其各种思想体系，这使此书更像是对十七、十八世纪思想生态的一次田野调查。那个时代发生过一场对商业行为的思想推销运动，采用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对包含在“欲望”（passion）这个古老概念中的某些成分重新给予伦理学解释，使人们从其负面价值的负担中解脱出来。